只须澄清一些误解，就可以知道蒙古人的统治远胜朱明｜文史宴

发布日期：2024-05-07 20:46    点击次数：61

曾几何时，蒙古帝国与元朝，一度成为黑暗统治与残暴杀戮的代名词，刻板印象中，他们还是文明毁灭者与民族压迫者，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四等人”制度。

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多夸张与误读的成分，蒙元帝国，有征服与破坏的一面，也有繁荣与进步的一面，对外交流与商贸往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一味将其抨击为黑暗与野蛮是不正确的，罔顾史实，去对比吹捧明朝什么“再造华夏之恩”更是无稽之谈。

首先来看看被诟病最多的杀戮与征服吧，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之后，为避免蒙古再次内乱，便将征服的马鞭挥向了广袤的世界，期望在扩张之后，分封各部，以维系一个广大的帝国。

早期征伐过程中，确实伴随着屠杀与破坏，最典型的莫过于征讨花剌子模的时候，为报商旅被杀之仇，将中亚名城撒马尔罕付之一炬，变成人间地狱。成吉思汗麾下铁骑，将死亡与毁灭传播到欧亚大陆。

但这一时期的史料，将蒙古人的残暴行径添油加醋的也不少。在一些波斯语史书中，记载蒙古人在中亚与伊朗高原征伐中，屠杀了一百余万人。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按照当时的人口来看，如果真的杀戮规模达到这个程度，那么这片区域，早该荒无人烟了。

再通过对比多方史料来看，并没有出现蒙古大军征讨过后，荒无人烟的记载。集镇，商旅依旧是络绎不绝，一些大家族，还在这一时期靠着依附于蒙古人，帮助维持当地秩序，得以兴盛。对待已征服或主动归顺的地区，蒙古人的统治，向来是相对宽松的。

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是那个时代的聪明人，在冰河之上，一举击败来自欧洲的利沃尼亚骑士团等联军，避免了诺夫哥罗德被吞并，保留了罗斯-东正教文明的火种。

但当面对拔都率领的蒙古军队的时候，他深知不是对手，便选择了妥协，成为了金帐汗国敕封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让蒙古人对罗斯人进行征税，当治下子民不堪重负起来造反的时候，还会请蒙古人出兵镇压。巧妙地借助蒙古人的力量维持了自己的统治。

在俄罗斯的历史叙事中，有人认为被蒙古金帐汗国统治的岁月，是一把枷锁，一段屈辱史。但无论如何，罗斯人靠着成为蒙古的附庸，内部得以整合与稳定，后来趁着金帐汗国的衰弱，一举推翻其统治，获得独立，完成了国家建构。

蒙元帝国，对降将与人才，向来是倍加珍惜与重视。在对南宋的战争中，在四川、湖北一带战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拦，大汗蒙哥甚至也在钓鱼城的围攻战中殒命。按照对蒙古人“残暴”的秉性来说，打下这些城池之后，屠戮殆尽，为大汗复仇，在情理之中。

事实完全相反，蒙哥继任者忽必烈在平定内乱，汗位稳固之后，重新发动了对南宋的进攻，并且一改以往的战略，在襄阳、樊城附近构筑工事，同时打通后方运输路线，做长期围城战的准备。

这一围，就是六年，襄阳守将吕文焕绞尽脑汁，一次又一次击退敌军，但是在蒙古军队的重重围堵下，援军与物资根本无法送达，加上南宋朝廷内斗，引发对吕文焕的猜忌，这座南宋的擎天之柱，渐渐成为弃子。

围城之际，南宋丞相贾似道率领13万精兵与蒙古展开决战，以南宋军队惨败，贾似道负罪被杀告终。更要命的是，南宋引以为傲的水师，也被蒙古收入麾下。

终于，弹尽粮绝的吕文焕，为了不让全城百姓成为陪葬，打开襄阳城门，投降了忽必烈。蒙古军队并未在襄阳城大开杀戒，反而非常注意维护秩序。在忽必烈面前，吕文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这使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为蒙古军队尽心尽力。

在征讨南宋最关键的时候，吕文焕和之前的汉人将领张弘范等人力劝忽必烈不要受北方内乱影响，一鼓作气拿下南宋。

吕文焕凭借自己在南宋军中的人脉，开展了一系列游说与情报工作。湖北一带的防线门户洞开，沿途的守将，本就对南宋多少有些不满，在蒙古的怀柔政策下，纷纷投降，这一时期，忽必烈的军队几乎没遭到什么抵抗，就拿下了南宋都城。

襄阳归降三年之后，蒙古军队拿下临安，吕文焕与蒙古将领伯颜一同入城。此时临安城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就是南宋的那些不愿归降的军队，乘乱劫掠是他们非常在行的事情。（联想下水浒中的“贼配军”，他们的行径，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忽必烈和他的部下的行为，真正体现了这位蒙古大汗，将临安当作自己的城市，将百姓当作长生天的子民。蒙古军队进城之后，近乎秋毫无犯，还主动承担起了治安维稳等职责，告诫临安市民晚上不要外出，将家中人数贴在门口，便于核查缉拿危险分子。

南宋的临安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改朝换代之际，未遭致巨大毁灭的都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的景象，在元朝也一直延续了下去，还成为了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延续了南宋以来对商业的重视，商税在元廷的收入中，也占据着重大的比重。

南宋的造船业与周游寰宇的穆斯林商人，构成了元朝海外贸易的商业版图，器具发明与艺术珍品，在这个时代得以扬名海外，不同皮肤的人种，也来到大都，可以在这里做生意，也可以做官，继唐长安之后，又一开放包容的盛景，展现在世人眼前。

再来说一下所谓的“四等人”制度吧，套用今天的种族歧视的概念，实在是以讹传讹。所谓最高等的蒙古人，也有穷困潦倒，荒年卖儿卖女以求度日的。

而且，这不是以严格的血统划分的，生于南方的汉族人，为帝国立下肱股之功，同样可以列入“蒙古人”的行列。

至于“四等人”制度，法无明文，在选拔官员与人才方面，有所偏向，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事实的另一面是，任何一个朝代，在选拔官吏的时候，都会对自己人有所偏重。

唐代选拔官员，同样看重门第出身，关陇士族必然会受到优待。即使最为尊崇文人士大夫的宋朝，通过科举入朝做官的，最多的时候也只占到官员总数的一半，其余皆是恩荫或是其他的门路。

科举制度，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种幻想中的公平，给了天下读书人渺茫的希望，前赴后继，终其一生追逐“暮登天子堂”的夙愿，绝大多数却依旧是惨淡收场。

所以拿中断科举和四等人选官来抨击元朝的民族歧视甚至压迫，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别忘了，帮助元朝夺取天下的，可有契丹、西夏，更有无数的汉人。

不可否认，蒙元帝国建立的过程，有其非常血腥残暴的一面，也不必将其吹捧为“最好的时代”。但是要看到，这是一个百花齐放多元的帝国，有繁荣的商业文明与宽松的氛围（文字狱与因言获罪在元朝可是非常罕见的）

多说一句，如果以蒙古人的视角，书写历史，大都被攻陷，可不是什么亡国标志。在漠北草原，依旧延续着黄金家族的统治，与明廷长期对抗。在后续的战争中，也是互有胜负。真正臣服，得到崇祯年间，林丹汗败于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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